张栻与岳麓书院学统
南宋是中国书院制度的成熟、繁荣时期。南宋书院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理学思潮和书院制度的密切结合。理学家们为了振兴儒家思想，建立了一个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并吸收佛道两教宇宙论和思辨方法的理论体系。理学家们利用书院作为自己的学术基地和教育基地，使书院得以蓬勃发展。
岳麓书院之所以能在南宋走向鼎盛，是与理学思潮的相互影响分不开的。作为“一代学者宗师”的张栻，是岳麓书院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他不仅在岳麓书院拓展了湖湘学派，而且奠定了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学术传统，深刻地影响了岳麓书院的千年办学历史。
一、 张栻及其著述
张栻(1133—1180)，字敬夫、乐斋，号南轩，汉州绵竹人。其父张浚为抗金名将，于宋高宗、孝宗两朝供职，官至丞相。
张栻自幼随父乔居外地。绍兴十一年(1141年)张浚乞祠寓居长沙，张栻侍居。绍兴十六年，又随父寓居连州。是年宋高宗尝问张浚：“卿儿想甚长成?”浚答道：“臣子栻年十四，脱然可与语圣人之道。”（胡宗懋.张宣公年谱，卷上.胡氏梦选楼刊本，1932.）绍兴十七年张栻15岁时，从连州知州王大宝问学。绍兴二十年，张栻随父至永州。绍兴三十一年春，上诏张浚湖南路任，张栻遂与其父归长沙。是年，张栻禀父命，从学胡宏，得河南二程之学。次年，张栻随父在都督府任参佐，他“内赞密谋，外参庶务，其所综画，幕府诸人皆自以为不及也”（朱熹.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张栻全集，附录.长春出版社，1999.）。隆兴二年(1164年)八月张浚逝世，归葬潭州，张栻护父灵回长沙。乾道元年（1165年），湖南安抚使刘珙修复岳麓书院，次年成，请张栻作记并主教其中。乾道五年经刘珙推荐，张栻除知抚州，未及上任改知严州(今属浙江)。乾道六年又被召为吏部侍郎，兼起居侍郎官、兼侍讲。第二年六月出任知袁州(今属江西)。是年底罢归长沙。淳熙元年(1174年)诏知静江(今属广西)，经略安抚广南西路。淳熙五年(1178年)改知江陵(今属湖北)。淳熙七年迁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同年八月病逝，年仅48岁。宋宁宗嘉定年间赐谥宣，史称张宣公。宋理宗淳祐年间诏以孔庙。
张栻以一个“忠君爱国”者的形象出现在理学家中间。这首先体现在其抗金的爱国言行方面。其父张浚为抗金名将，一生以收复中原为职志。张栻秉承父志，反对和议，力主抗金。朱熹称其“慨然以奋伐仇虏，克复神州为己任”。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张栻全集，附录.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张栻应诏赴行，曾奏言孝宗说：“陛下上念祖宗之仇耻，下悯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谓此心之发即天理之所存也。”（胡宗茂编.张宣公年谱，卷上.胡氏梦选楼刊本，1932.）孝宗异其言，于是始定“君臣之契”。以后，张栻又屡次上疏，建议朝廷坚持抗金，“誓不言和，专务自强，虽折不挠”。但他也不赞成盲目进军，而是主张修德立政，养民练兵，充分做好抗战的准备。他奏请孝宗：“但当下哀痛之诏，明复仇之义，显绝金人，不与通使。然后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通内修外攘、进战退守为一事。”宋元学案，卷五十.南轩学案.他尤其重视“民心”在抗金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欲复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而要得“吾民之心”，则关键在于“不尽其力，不伤其财”宋史，卷四百二十九.张栻传.。他把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同抗金救国的现实政治紧紧地联系了起来。
张栻“忠君爱国”的形象，还体现在其“奋不顾身以任其责”的贬抑权贵、仗义执言方面。张栻曾在朝廷供职，每进对，总是毫无拘束地将自己的政治见解阐发出来，“大抵皆修身务学，畏天恤民，抑权倖、屏谗谀之意”。因而他在朝廷任职时间不长，屡因权臣近幸所忌惮而遭排挤。但他无所畏惧，即使在病危之时，仍手疏孝宗“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图”（宋史，卷四百二十九.张栻传.）。对于朝廷巧立名目、聚剑财赋，他总是直言规劝，将掠夺民物的所谓“均输”称之为“不过巧为名色而取之于民耳”。对于君主骄奢yín逸的生活，他也敢于犯颜力谏，进言说：“治常生于敬畏，乱常起于骄yín。使为国者每念稼穑之劳，其后妃不忘织纴之事，则心之不存者寡矣。”（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张栻全集，附录.）由于张栻总是以犯颜力谏作为臣子的道德准则，因而对敢于犯颜力谏者十分推崇。《宋史·张栻传》载：“孝宗尝言伏节死义之臣难得。栻对：‘当于犯颜敢谏中求之。若平时不能犯颜敢谏，他日何望其伏节死义?’”
张栻是一个理学家、教育家，他的名望和成就主要在于倡明道学，从事理学教育等方面。张栻本人就是在儒学思想的熏陶下长大的。据朱熹的《神道碑》所云：“自其幼学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义之实。”但真正作为一个理学家，则由于他受的理学教育。从学术师承来看，他受学于衡山胡宏的湖湘之学。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他于衡山拜胡宏为师，终于成为二程的四传弟子，成为和朱熹、吕祖谦齐名的理学家。据他本人所记：
仆自惟念妄意于斯道有年矣。始时闻五峰胡先生之名，见其话言而心服之，时时以书质疑求益。辛巳之岁(绍兴三十一年)方获拜之于文定公书堂。先生顾其愚而诲之，所以长善救失。盖自在言语之外者。（答陈平甫.南轩集，卷二十六.）
张栻于衡山求学胡宏并不顺利，起初胡宏不愿收他，“钦夫涕泣求见，遂得湖湘之传”。宋元学案，卷二十.元城学案.经过一番反复，他终于获得湖湘学之传，成为湖湘学派一代宗师。他的学术事业真正开始于此。胡宏高兴地说：“河南之门有人继起，幸甚幸甚!”（胡宏.与孙正孺.五峰集，卷二.）张栻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他上承二程的理学，又得胡宏的传授，终于成为一代理学宗师，把湖湘之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在“乾淳之盛”中涌现出来的著名理学家中，如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大多是在家学熏陶、私学传授中成为理学宗师的。而和上述理学家齐名的张栻，虽然也受家学影响，但对他影响最大的却是书院教育。胡宗懋编《张宣公年谱》载：
绍兴三十一年辛巳。先生二十九岁。……春，先生侍忠献公旋潭州，谒拜胡五峰于碧泉书堂。五峰见之，知为大器，即告以所闻圣门论仁亲切之旨。先生退而思之，若有得也。
可见，张栻是在湘潭碧泉书堂受教于湖湘学大师胡宏的有人根据《衡山县志》等史志记载，认为张栻从学胡宏于南岳紫云峰下的文定书堂。此为误。《南轩集》有诗数首，为他后来游碧泉时所写。其中一首题为《过胡文定公碧泉书堂》，诗云：“入门认溪碧，循流识深源。念我昔此来，及今七寒暄。”(卷二)另一首碧泉诗更是直接追忆昔日学堂生活：“人事苦多变，泉色故依然。缅怀德人游，物物生春妍。当时疏功，妙意太古前。屐齿不可寻，题榜尚觉鲜。书堂何寂寂，草树亦芊芊。”(卷三)可见张栻从学胡宏确实在湘潭碧泉书堂。。在碧泉书堂受学的这一段时期，他除了获得“伊洛之业”的“真传”、“圣门论仁亲切之旨”外，书院的办学形式也对他有很大的启发。他在自己的亲身经验中看到了书院教育的特殊优势。所以，在“乾淳之盛”的诸位理学家中，他最早自觉地利用书院作为研究、传播理学的基地。在“南宋四大书院”中，岳麓书院最早成为全国理学重镇，这和张栻本人受过书院教育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张栻年仅48岁而不幸早逝，其学术思想没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因而全祖望感叹地说：“向使南轩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但是，从张栻留下的著述目录中，可以看到他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学术成就。据《宋史·张栻传》记载，张“所著《论语孟子说》、《太极图说》、《洙泗言仁》、《诸葛武侯传》、《经世纪年》皆行于世”。而《绵竹县志》卷六所载更详：“栻所著《易说》十一卷、《癸巳孟子说》七卷、《经世纪年》二卷、《通鉴笃论》三卷、《诸葛武侯传》一卷、《奏议》十卷、《希颜录》一卷、《伊川粹言》二卷、《洙泗言仁》、《南轩文集》四十四卷、《南轩诗集》八卷、《南轩先生问答》四卷、《张子太极解义》一卷。”张栻虽然撰述了这样多的著作，但能体现其学术思想的相当多的部分都没有能够遗留下来。现存的张栻著作主要是朱熹编写的诗文集四十四卷，以《南轩文集》刊行于世，主要包括一些诗文、讲义、表疏、学记、序说、书札等。另有《孟子说》七卷、《论语解》十卷，皆成书于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清道光年间，此两书与《南轩文集》汇刻，合为《南轩全集》。此外，张栻还留下了《南轩易说》，据朱彝尊《经义考》所载，此书当为十一卷，《绵竹县志》也称有十一卷。但《四库全书》本中仅存三卷。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此本乃嘉兴曹溶从至元壬辰赣州路儒学学正胡顺父刊本传写，并六十四卦皆佚，仅始于《系辞》‘天一地二’一章，较真卿所见弥为残缺。”但胡顺父肯定其学术价值，认为理学家治《易》代表作《伊川易传》虽存而未完，特阙《系辞》，而《南轩易说》则能“以补遗阙”，使之与“《周易程氏传》大字旧本并行于世”。（胡顺父.南轩易说序.南轩易说，卷首.枕碧楼丛书.中国书店，1983.）
二、 张栻主教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恢复于南宋乾道初年。其实早在此之前，它就和湖湘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胡宏对这所历史上的著名书院表示过兴趣和热情，他非常盼望重新修复，自为山长，以“俾舒卷数百千年之文，行思坐诵，精一于斯”，在这里传播理学，建立学派。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胡宏的理想未能实现。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张栻从学胡宏于碧泉书院，胡宏看中了这个学生的学识和才华，十分高兴地说：“圣门有人，吾道幸矣!”他为自己的学术思想后继有人而感到十分满意。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学生还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修复岳麓书院，并使之成为理学基地的愿望。
张栻在碧泉书院从学胡宏，学成后归长沙，即在长沙城南妙高峰下创建城南书院讲学。《城南书院志·城南书院说略》载：“南轩先生为宋名儒，父紫岩于绍兴三十一年以观文殿大学士知潭州，先生随侍，遂家焉。乃即妙高峰之阳，筑城南书院，以待来学者。”“城南书院”题额由张浚亲书。城南虽以书院命名，但在制度化、正规化方面与书堂、书社、精舍较为接近，所以张栻本人甚至称它为“私塾”。其《孟子说序》称：“岁在戊子(指乾道四年)，栻与二三学者讲诵于长沙之私塾。”此处所说的“私塾”即指城南书院。
张栻使得湖湘学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主要是在他主教岳麓书院之后。乾道元年（1165年），岳麓书院之教得以振兴，与此同时，也拉开了理学史上“乾淳之盛”的帷幕。
乾道元年，刘珙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字共父，以荫补承务郎，登进士乙科。他本是一个深受理学思想影响的官吏，向以崇儒重道为己任。他甚至对皇帝也大讲：“圣王之学所以明理正心，为万事之纲。”宋史，卷三百八十六.刘珙传.因而在知潭州期间，他“葺学校，访雅儒，思有以振起”。根据湖湘士子们的请求，他下令全面修复岳麓书院。未及一年，书院修成，“为屋五十楹，大抵悉还旧观、肖阙里先圣像于殿中，列绘七十子，而加藏书于堂之北”（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南轩集，卷十.）书院修成后，由张栻主持教学。据朱熹说：
潭州故有岳麓书院，公(刘珙)一新之，养士数十人，嘱张栻时往游焉，与论《大学》次第，以开学者于公私义利之前，闻者风动。（观文殿学士刘公行状.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七.）
故前帅枢密忠肃刘公特因旧在复创新馆，延请故左师侍讲张公先生往来其间，使四方来学之士得以传道授业解惑焉。（措置岳麓书院牒.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
张栻主持了岳麓书院的讲坛，大讲理学家津津乐道的“公私义利之辨”，影响很大，致使“闻者风动”。
但是，张栻并不是以“山长”身份主教岳麓。尽管史书上都说张栻主岳麓书院教事，但从来未称张栻为岳麓书院山长，其原因有二：第一，乾道初年，张栻正为父亲居丧而住在长沙，他曾辞退了朝廷要求复职的命令。在这种“困于忧患”的居丧期间，是不适于担任山长职务的。第二，岳麓书院山长之职，是其“先师所不得为者”，作为弟子的张栻亦感到不宜为山长。在山长位置虚而不置的情况下，曾考虑聘请胡宏的另一位学生吴翌任岳麓山长，但吴亦以“先师所不得为者”为由而拒绝了。吴翌(1129—1177)福建建阳人，早年游学衡山，师事胡宏，得湖湘之学。筑室衡山之下，榜曰：“澄斋”。朱熹《南岳处士吴君行状》载：乾道初年，帅守建安刘公珙，始复立焉，犹虚山长不置，至是，转运副使九江萧侯之敏，始以礼聘君(吴翌)，请为之。君曰：“侯之意则美矣，然此吾先师所不得为者，岂可以否德忝之哉!”卒辞不能。萧侯亦高其义，不强致也。（南岳处士吴君行状.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九.）
在岳麓书院山长虚设的情况下，张栻成了书院的实际主持人。就教学方面而言，张栻在岳麓书院传播理学，培养了一大批“传道济民”的有学之士，朱熹于乾道三年（1167年）到岳麓书院会讲时说：“岳麓学者渐多。其间亦有气质醇粹、志趣确实者，只是未知方向，往往聘空言而远实理。告语之责，敬夫不可辞也。”与曹晋叔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六.从朱熹的书信中即可肯定，张栻是岳麓书院教学事务的主持人。就行政方面来说也是如此。乾道五年，张栻知严州而离开长沙，曾“令彪先生德美常掌书院事”（宋元学案，卷七十一.岳麓诸儒学案.）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张栻实际上主持了岳麓书院及其行政事务，因岳麓山长往往是由地方官吏出面聘请，张栻当时并非潭州地方官，他可以令彪居正掌教岳麓，可见在此以前一直是他作为岳麓书院的真正主持者。
张栻主持岳麓书院的时间，前后共有七年之久。乾道二年岳麓书院修复一新后，张栻“促多士往观焉，为爱其山川之胜，栋宇之安，徘徊不忍去，以为会友讲习，诚莫此地宜也”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南轩集，卷十.张栻全集.。从此张栻开始主教岳麓书院。乾道五年因刘珙推荐，知严州，离开长沙。乾道七年十二月归抵长沙，并继续主持岳麓书院。次年刘珙再知潭州。因乾道初年岳麓书院修复工作没有完成好，出现了“背向倾坏”的现象，刘珙又“整葺”了岳麓书院，此事深得张栻欣慰，他在给朱熹的一封书信中说：“岳麓书院迩来却渐成次第。向来邵怀英作事不着实，大抵背向倾坏，幸得共父(即刘珙)再来，今下手整葺也。”（答朱元晦.南轩集，卷二十一.）到淳熙元年(1174年)，张栻又诏除旧职，知静江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才重又离开长沙。在张栻主教的七年时间内，岳麓书院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如果说胡氏父子主要靠重建一种新型的书院来研究、传播理学，那么张栻则主要改造了这所闻名一时的大书院，使它由一所传习传注经学的学校转变为一所传习理学的学校，由一所单一化教学方法的学校转变为一所多样化教学方法的学校，由一所仅仅具有教学功能的学校转变为一所具有教学和学术研究双重功能的学校，由一所官学代替者的学校转变为一所真正独立于官学之外的闻名全国的学术基地。下面详细论述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1 教育宗旨的转变
北宋时期岳麓书院的教育宗旨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主教者们似乎从来没有考虑到自己主办的书院在教育宗旨上要有什么不同于官学的地方。他们所关心的是“使里人有必葺之志，使学者无将落之忧”（王禹偁.潭州岳麓山书院记.小畜集，卷十七.四部丛刊本.）即在官学不发达的情况下，如何使士子们有机会读书，然后通过科举考试顺利地取得做官的资格。这和地方官学的教育宗旨没有什么区别。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时，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申明了新的教育宗旨。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以应付科举考试为目的，反对以汉唐的传注经学为教学内容，他对前来就学的士子们指出：“侯(刘珙)之为是举也，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张栻所否定的，是那种仅能应付科举考试、有言语文辞之工的所谓“人才”，而提出书院教育应培养一种能“传道济民”的人才。他在《邵州复旧学记》一文中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皆以不乱；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后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后世之学校，朝夕所讲，不过缀辑文辞，以为规取利禄之计，亦与古之道大戾矣。”很明显，所谓成就“传道济民”的人才，就是要培养出谨守儒家伦理、并能“治国平天下”的佐治人才。这是中国传统的伦理主义文化价值在教育宗旨上的体现，它特别强调以伦理道德作为衡量人才的根本标准。科举之学、章句之学所以被张栻等理学家否定，就在于这种衡量人才的标准和伦理主义的文化价值的对立和冲突。
如果认为张栻只在书院贯彻这种“成就人材，传道济民”的教育宗旨，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张栻在担任地方官时，十分注意兴办官学，并按照理学家的设想去改造官学的教育宗旨，也收到一些效果。从他撰写的大量学记，如《静江府学记》、《袁州学记》、《郴州学记》、《桂阳军学记》、《雷州学记》、《江陵府松滋县学记》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但是，要在官学真正实现理学家的教育宗旨，则确是十分困难的。官学本身的性质及其封闭型的教学体制，决定了它很难成为理学家实现其人才理想的人才基地，也很难成为新兴的文化思想的学术基地。所以比较起来，张栻对州县学所进行的工作效果并不显著。与之相反，岳麓书院则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在那里张栻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想去改造它，贯彻自己的教育宗旨。因而，岳麓书院迅速成为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的基地，而且史实证明，乾道以来岳麓书院确实培养出了一大批“传道济民”的人材。
2 教学方法的转变
教学方法往往是由教学内容决定的。南宋以前，岳麓书院传习传注经学和文辞章句，以应付科举考试。这种教学内容决定了书院的教学方法不过是诵习辞章之类，这种呆板单一的教学方法和官办学府毫无区别。南宋乾道以后，岳麓书院的教学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以新兴的学术思潮——理学为传播内容，必然使书院的教学方法发生变化。朱熹认为张栻主讲岳麓书院后，“使四方来学之士得以传道授业解惑焉”。这透露出张栻在教学方法上的转变，体现出教学方法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它包括：第一，传道的方法。张栻以“道”为讲学的内容。但是，他在《岳麓书院记》中认为：“今夫目视而耳听，手持而足行，以致于饮食起居言动之际，谓道而有外夫是，乌可乎?”这样，张栻的“传道”就主要包括在手持足行、饮食起居的生活实践中“求仁”等道德教育方法。第二，传授学业的方法。张栻传授学业，主要是传播自己研究理学的思想成果。因而他时刻注意更新教学内容，把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结合起来。第三，“解惑”，即解答学生在自学中产生的疑难问题。师生间往往通过问难论辩的方式答疑解惑，这种方法大大活跃了书院学生的思想。
3 机构功能的变化
北宋期间，岳麓书院作为一个教育机构，主要是实现其教育功能。张栻主教书院之后，除了继续实现其教育功能外，又增加了学术研究的功能。他主要通过下列方式：第一，把编写讲义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讲学都得编写讲义，但讲义须有学术价值才能成为学术成果。张栻的代表作《孟子说》、《论语解》都是作为书院教学的讲义而撰写的，他在《孟子说序》中说：“岁在戊子（1168年），栻与二三学者，讲诵于长沙之私塾，窃不自揆，缀所见为《孟子说》。”乾道初以来，张栻即开始在长沙岳麓、城南两书院讲学，乾道四年（1168年），他根据自己的讲学所见，编成《孟子说》一书。次年冬季知严州而离开长沙。乾道七年回长沙继续主教岳麓书院，因对旧说多不满意，故又删削改正。乾道九年才刻写成书，正式作为岳麓书院教学讲义。他在书前作《孟子讲义序》(又作《讲义发题》)一篇，对学生说：“栻以所见与诸君共讲之，愿无忽深思焉。”并在“讲义序”中主张“义利之辨”为入学首要课程。这一年，他还完成了代表作《论语解》，“辑《论语解》为同志者切磋之资”，并要求学生“所当终身尽心者，宜莫先乎此也”论语解，卷九.。可见，这两部书从写初稿到刻写成书，都是和书院教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这两部著作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张栻的宇宙本体论、人性论、知行观、义利观以及教育方法等方面的思想，是张栻学术思想的代表作。
第二，在教学过程中，和学生一齐讨论一些学术上重要的、并有疑难的问题，从而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南轩文集》二十九至三十二卷为《答问》，是张栻和其弟子讨论理学学术问题的问答，一般由学生提问，由老师作答。提问者大多为张栻在岳麓书院的一些高徒，如彭龟年、吴猎、胡大时、游九言、周允升、吕子约等人。他们提问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北宋理学家们提出的一些理学范畴和命题，当时学术界争论得比较激烈的问题等。学生们或直接向老师提问，或是先阐发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然后征求老师的意见。而老师或是同意，或是在反对后提出正面的意见，或是引导学生作深一层的理解。下面分析彭龟年和张栻的一段问答：
彭龟年问：“君子时中，朱编修(熹)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取中也。’龟年窃谓，君子精义，故能时中，谓之时中者，以其全得此理，故无时而不中，非是就时上取中也。今曰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取中，心窃疑焉。”
张栻答：“随时以取中非元晦语，乃先觉之意，此意甚精。盖中字若统体看，是浑然一理也；若散在事物上看，事事物物各有正理存焉，君子处之，权其所宜，悉得其理，乃随时以取中语。然元晦云：‘以其有君子之德，又能随时以取中。’语却有病。不若云所贵于君子之中庸者，以君子能随时以取中也。”（答彭子寿.南轩集，卷三十一.）
张栻、彭龟年二人就学术上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展开论辩，体现了书院注重问难论辩教学方法的特点。这种师生间的对话，本身即是一种学术探讨、学术研究。彭龟年对朱熹解“君子时中”不赞成，故提出疑问。但他不是消极地等待老师的解答，而是首先阐述了自己对此问题的见解。张栻的答疑既指出学生所理解的不当之处，又指出朱熹解“君子时中”也不确切。他引导学生对此问题作更精深的理解，他以“理一分殊”的本体论意义论述“中”字之义，使“君子时中”的命题超出了一般的伦理学意义。这种师生间的问难论辩绝不只是为了寻求一种现存的答案，而是不同学术见解的相互碰撞，并在这种碰撞中闪现出思想的火花，从而提出新颖的思想见解。因而，这实质上是一种在教学活动过程中的学术研究。
第三，和其他不同学派的学术大师在书院展开学术讨论(即会讲)，亦是张栻在书院展开学术研究的一种重要方式。乾道三年（1167年）理学家朱熹自闽来访，在岳麓书院和张栻会讲《中庸》之义，朱、张的弟子也随之听讲，这是一种把教学活动和学术活动结合起来的典型形式。
第四，师生之间一边展开教学活动，一边从事学术研究，编写著作。张栻除了编写教材、讲义外，还潜心研究学术问题。他的读书笔记和学生的讲学记录被保留下来，成为学术著作。《鹤山文集·张晞颜墓志铭》载：“宣公辟岳麓书院，教授后学。尝读《书》遇解释，属君(指张晞颜)笔之，题曰《南轩书说》。君亦记南轩语而题曰《诚敬心法》。”张栻弟子将其研究《书经》的心得记录而成《南轩书说》，又将其平日讲学记录成《诚敬心法》。这是张栻的两部重要学术著作。根据胡宗懋《张宣公年谱》，可以发现张栻的很多学术著作均是在乾道年间主教岳麓书院时完成的，现列举如下：
乾道元年，编《胡子知言》，并作序。
乾道二年，编《二程粹言》，并作序。著《诸葛忠武侯传》。
乾道三年，《经世纪年》脱稿。
乾道四年，作《艮斋铭》，开始编《论语说》、《孟子说》。
乾道五年至七年，在外任地方官，著述很少。
乾道九年，搜集程颐、张载、杨时《系辞说》。学生记录《南轩书说》，改定《仁说》，撰《诗说》。重订《希颜录》，完成《论语说》、《孟子说》。
与此同时，张栻还以通信的方式和朱熹、吕祖谦等理学家及湖湘学者就理学学术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包括心性说、中和说、察识持养说、仁说以及对儒家经典和理学名著的理解等。这些学术活动亦大多在书院展开。张栻除了自己撰述外，还指导学生进行专题学术研究。《宋元学案·岳麓诸儒学案》载：“先生(指吴猎)谓圣贤教人莫先于求仁，乃以孔门问答及周程以来诸儒凡言仁者，萃类疏析以请正。宣公是之。”由此可见，张栻是很注重指导学生展开学术探讨的。
由以上所列事实可见，南宋时期岳麓书院在教育宗旨、教学方法、组织功能上都有特色，因而不仅和官办学校区别开来，也和北宋书院区别开来。这样，岳麓书院就不再只是官学的代替物，而是一个有着自身独立存在价值的理学基地。岳麓书院的这一系列特色，使得它能够迅速成为闻名全国的学术基地，为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 湖湘学统的奠定与发展
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开辟了一个闻名全国的理学基地，湖湘士子闻风，纷纷来此研习理学。这样，发端于衡山的湖湘学派大盛于长沙岳麓。侯外庐《宋明理学史》认为：“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张栻受湖南安抚使刘珙之聘，主岳麓书院教事，从学者众，遂奠定了湖湘学派的规模。”（侯外庐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319.）可见，湖湘学派的发展与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是同一史实的两面，他们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如前所述，理学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两个条件：第一，形成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第二，形成政治倾向、学术主张一致的学者群体。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后，在这两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从而奠定了湖湘学统，并且推动了湖湘学派的发展。
首先，张栻在岳麓书院研究学术，使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开拓和系统化。胡氏父子之学虽然独具特色，但在理学理论的构造、理学范畴的丰富、理学命题的精密等方面，皆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和深化。张栻在岳麓书院一方面传播胡氏之学，他编辑刊行《知言》、《五峰集》等，并以之传授弟子；另一方面，他又广泛吸取前辈学者如周敦颐、二程、张载等著名理学家的思想，撰写、刊行了《太极图说》、《张子太极解义》、《伊川粹言》等。此外，他还与同辈学者如朱熹、吕祖谦、陈傅良、陆子寿等展开学术交流或书信交往。因此，张栻不但继承了胡氏父子之学的精华，而且，继承、吸收了其他理学家、理学学派的学术思想，故成为集南宋理学之大成的主要理学家之一。他使得湖湘学派的理学思想体系更加完善，理学范畴更加丰富，理学命题更加精密。张栻还修正了胡宏的一些非正宗理学的思想和命题，黄宗羲评论说：“南轩之学得之五峰，论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纯粹。”（宋元学案，卷五十.南轩学案.）
其次，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后，在此形成了一个学术思想相近而规模更大的学者群体。岳麓书院本来是北宋“四大书院”之一，受到真宗的赐书赐额。张栻主持岳麓讲席之后，使之在教育宗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方面焕然一新，吸引了一大批求道问学的士子，不仅湖湘士子纷纷求学于此，其他地区的学者也慕名而来。岳麓书院的声望和影响日益扩大，以至于一些学者“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宋元学案补遗，卷六十九.）沧州诸儒学案补遗上.。所以，在张栻主教的南宋乾道年间，岳麓山一带有“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之谚，道林，指道林寺，在岳麓书院附近，为当时岳麓山最大的一座寺庙。可见其时办学之盛，从学之众。黄宗羲编《宋元学案》时曾指出：张栻弟子虽多，但无人继承发扬其学说（宋元学案，卷五十.南轩学案.）。全祖望不同意这一看法，他认为张栻的岳麓弟子不仅数量多、成就也大，因而湖湘学派的延续和发展不在闽学之下，他说：“谁谓张氏之后弱于朱乎?”（宋元学案，卷七十一.岳麓诸儒学案.）为此，他在补辑《宋元学案》时，另立《岳麓诸儒学案》和《二江诸儒学案》。前一学案所列者是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湖湘士子，有张栻及其门下弟子三十三人；后一学案所列者为受学于湖湘的四川士子，有张栻的蜀中弟子十几人。全祖望说：“南轩先生讲学湘中，蜀人多从之。”（宋元学案，卷七十二.二江诸儒学案.）可见，上述两个学案的学者大多就学于岳麓，得南轩先生的“岳麓之教”，可以统称之为“岳麓诸儒”，这是一个学术主旨接近、并有一定规模的学者群体，他们在南宋的政治界、学术界均有一定的影响，标志着湖湘学派的扩展。
由上可见，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主要基地后，湖湘学派的规模、成就和影响进一步扩大，并发展到了它的全盛时期。事实上，岳麓书院的办学成果、湖湘学派的学术成就皆是书院和理学一体化的结果。湖湘学派和岳麓书院一体化并取得这些成就，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在南宋乾道、淳熙年间，一大批理学家皆通过创办书院，以研究和传播理学，从而推动了书院史的发展。
（节选自《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